1939年10月，毛泽东(右)会见重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左)

　　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诚挚的朋友埃德加?斯诺，自1936年7月15日至1971年12月18日止，他曾多次深入访问了毛泽东，尤其是1936年夏秋第一次到中国红都采访，是冒着生命危险、排除反动派各种阻挠与艰险来到当时革命根据地的。1937-1938年，斯诺把这次访问记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和美国出版(1938年2月中译本在上海以复社名义出版时，为适应当时环境，改名为《西行漫记》)。

　　正如斯诺所说：“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到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此书的出版扩大了中国革命在国内外的影响。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的柯棣华大夫等就是从中受到鼓舞，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革命根据地的。这本书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几年后大批青年学生奔赴延安的高潮，许多热血青年就是怀揣着《西行漫记》踏入革命圣地。因此，毛泽东对斯诺评价很高，他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把我们这里的事公布于世……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确为中国做了许多好事。他是第一个为了建立统一战线而作引线人和铺路人的，我们是不忘记这一点的。”

　　1936年6月，斯诺由北京出发，经过西安，闯过艰难险阻的白区层层关卡，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是进入红色区域进行采访报道的第一个西方记者，很快他到达了当时苏区临时首都保安(即志丹县)，红都人民列队高举标语牌，上面用英文和中文写着：“欢迎美国记者来苏区调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当时在保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一一同斯诺握手表示欢迎。

　　7月14日，红都举行了欢迎斯诺和医学博士马海德(即乔治?海德斯，美籍黎巴嫩人，后取此中国名字)的欢迎会，毛泽东出席了欢迎会，并即席讲话。毛泽东给斯诺的第一个印象，如斯诺在访问中所说：“那时候，他颇为清癯，身材比一般中国人高，稍显佝偻，他目光炯炯，嘴唇宽厚，眉毛高耸，结实的下巴上长着一颗明显的黑痣，匀称的脑袋上留着长长、浓密的黑发——蒋介石曾为这个脑袋悬赏25万元，死的活的都成。”

　　7月15日，毛泽东接受斯诺的采访，同斯诺握手时说：“这里很穷，出无车，食无鱼，不过我们以诚交友。”然后，毛泽东在回答斯诺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问题的提问时说：“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世界文化水准。一个独立自由的中国，对全世界将有伟大的贡献。”7月16日晚上9时至次日凌晨2时，毛泽东对斯诺谈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7月18日、19日，毛泽东又对斯诺谈了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7月23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时说，共产国际不是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外，它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9月23日，斯诺到革命根据地一些地方采访后回到保安，毛泽东又接受了斯诺的采访，主要谈联合战线问题。然后，斯诺去前线部队进行采访。

　　到了秋末冬初的10月，斯诺从前线部队再次回到红都。这回毛泽东在斯诺多次诚恳的要求下，进行了长谈，一连几个夜晚毛泽东对斯诺谈了个人的经历和长征问题。谈话通常从晚上9时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凌晨两点多才结束。每次谈话前，都是毛泽东邀请斯诺吃辣椒馒头，或者由贺子珍用当地的酸梅做成的甜食。这几次谈话，斯诺在访问记中写道：“在以后接着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倒头便睡为止。”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都由年轻干部吴黎平当翻译，当时在场的贺子珍也听得津津有味。斯诺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一文中写道：“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所谈的关于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事实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对毛在保安的大多数同志来说，也是这个情况。”毛泽东于1936年10月这几个夜晚同斯诺的谈话，是毛泽东惟一一次比较完整地谈了自己的经历。后来毛泽东回答萧三关于斯诺写他的传略时，毛泽东说：“斯诺缠了我4个夜晚，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谈自己的什么了。”可见，斯诺这次的谈话记录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

　　在采访中，斯诺感到毛泽东是个质朴、纯真而颇具幽默感的人，把天真质朴的奇特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起来。关于斯诺写的对毛泽东访问记，斯诺说：“我的访问记是全部用英文写出的，然后重新译成中文并由毛泽东校正。他以对细节的准确性要求很严而著称。”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了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3月1日，毛泽东把这次同史沫特莱的谈话稿送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并给斯诺写了一信：“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谅好!我同史沫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中，他引用了于1936年同斯诺谈话的几个段落。其实，这是毛泽东结合抗战10个月的经验，把他那时同斯诺谈话的主要观点作了进一步有系统的发挥，写成了《论持久战》这部指挥抗战取得完全胜利的光辉名著。

　　1939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位于离延安几华里之外的杨家岭 ，一座“现代化”三居室的窑洞里，热情地接受了再次来到革命根据地的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斯诺对毛泽东的印象是：“我再一次注意到他那不寻常的安详，好像什么事情也不会使他烦恼。他宽宏大量，同蒋介石的‘暴躁’是截然不同的。”这次谈话涉及范围很广泛。毛泽东回答了斯诺提出的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关于抗日与民主问题，关于国民党政府的阶级基础问题、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关于欧洲战争对日本等国的影响问题，以及罗斯福的外交政策问题、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分歧问题等等。当斯诺翻阅当天的报纸时，他俩又谈了报纸上的新闻问题。

　　闲谈中，毛泽东还对斯诺说，他曾想出国去跑跑，但是在他对中国的一切没有了解之前，还不愿出去的。虽然他曾涉足大半个中国，但中国还有很多“迷宫”有待他进一步去认识。中国同苏联一样，“本身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没两天，毛泽东出席了欢迎国民党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美国记者斯诺和苏联朋友等宴会。宴会后，毛泽东又陪他们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

　　这次斯诺在延安逗留了10天。他多次同毛泽东在一起，除了采访外，还常同毛泽东等人一起喝茶聊天或打扑克，有时竟一连几个晚上轮换打扑克和打桥牌，甚至一直打到次日凌晨。

　　1957年，斯诺把1936年和1939年的两次采访，整理写成《红色中国杂记》一书出版。

　　1941年，因斯诺对“皖南事变”作了如实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了中国。